参加工作以来,范青青获得云南省“十佳公诉人”、云南省第二批检察业务专家等称号。她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撰写的两篇论文获全国检察机关检察应用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大哥坐在法院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民事调解书。他的婚姻结束了,但并不像他曾经想象的那样充满仇恨和遗憾。
李大哥是云南省易门县人,务农为生,1994年和王某登记结婚并育有二子。2007年,王某外出打工,此后音讯全无。李大哥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生活的艰辛和外人的闲言碎语让他倍感煎熬。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今年2月,王某忽然出现,表示要与李大哥协议离婚,但因其户口已被注销,没办法办理离婚手续。
王某去了哪里?原来,王某自2000年起与同村的周某合伙做生意,后因经营不善,2007年跟随周某来到景洪市务工,并于2009年开始与周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2014年,二人共同生育一女。在此期间王某未与李大哥离婚,也未与周某申领结婚证。
王某到易门县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工作人员在开展调解工作时告知李大哥:“王某可能涉嫌重婚罪。”李大哥才知道,自己能收集证据提起刑事自诉。
“这么多年,我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根本没办法收集证据。”今年3月,李大哥思来想去,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王某和周某因涉嫌重婚罪被取保候审,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易门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讯问过程中,王某曾为自己辩解,称自己离家出走是因为遭受家暴。办理此案的检察官范青青决定开展自行补充侦查。但经过多方查证,家暴问题既无报警记录和村委会调解记录,也无就医记录及知情人证言,这一辩解无法查清、证实。
“李大哥过得真不容易,这么多年独自扛起这个家。”范青青多次走访村组,与邻居交谈,了解到李大哥这些年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吃了不少苦头。
“我只想让她和那个男的坐牢!”当范青青找到李大哥时,他还沉浸在对妻子的怨恨中。“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是不容易,但最难熬的是外人的嘲笑和议论,这比苦日子更让人难受。”
范青青也找到王某和周某。王某的脸上写满了忧虑,周某也满是担心:“如果真的坐牢,十岁的女儿怎么办?我们现在奔波于易门和景洪之间,只能让亲属和朋友代为照顾孩子。两地奔波费用不小,再这样下去,我们连赚生活费都成问题,更别说赔偿了。”
经过补充侦查,在案证据确实、充分,易门县检察院认为,王某在自己有配偶、周某在明知王某有配偶的情况下,二人仍以夫妻名义一同生活且生育一女,其行为构成重婚罪,遂向法院提起公诉。
诚如周某所说,两个家庭的真实的生活可能因为两人被判刑而陷入困境。“刑事和解可能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范青青认为,“既能为李大哥争取合理的赔偿,也给王某和周某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可能是修复两个家庭的开始。”
想要化解多年积怨,谈何容易?范青青开始频繁往返于当事人之间,耐心倾听诉求,争取找到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和解方案。
当王某从范青青口中得知,两个儿子虽然怨恨她的离开,但心底仍然思念她时,眼神瞬间变得柔软而痛苦。“我是个失职的母亲。”她哽咽着说,“这些年,我常常想象他们是不是饿了冷了。我可以说出一百个理由解释为什么当初要离开,但没有一个理由能让我原谅自己。”范青青握住王某颤抖的手,“也许,现在是时候让孩子们知道,母亲从未停止过爱他们。”
范青青也努力与李大哥沟通,“我理解您这些年的苦楚。但是放下怨恨,您才能真正向前看。”经过多次交谈,李大哥的态度逐渐软化。范青青见时机成熟便提出:“他们表示愿意赔偿您的损失,并真诚地为自己的错误道歉。您是否愿意接受道歉?”李大哥沉思良久,最后缓缓点头,表示愿意接受二人的歉意并予以谅解。
几天后,在易门县检察院会议室里,王某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看向李大哥:“对不起,让你和孩子们受苦了。”
李大哥抬头,与王某四目相对。沉默片刻,他缓缓开口:“孩子们最近有些变化,他们开始理解你了。”
王某如释重负,泪水夺眶而出:“范检察官帮我联系上了孩子们,我终于有机会向他们道歉。”周某此时也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错了。我们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给予您补偿。”
三人依次在刑事和解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某也当场向李大哥支付了赔偿款。范青青欣慰地看着这一幕:“今天的和解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但愿你们都能放下过去,为自己和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达成和解后,范青青主动与易门县法院刑事、民事案件承办人沟通。在二被告人签署具结书后,刑事案件当庭宣判,法院以重婚罪判处二被告人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民事案件也于次日通过制发调解书结案,调解书中还附了一份离婚协议。
“如今案子解决了,他脸上也有了笑容,见面都主动打招呼。”李大哥的邻居老张感慨道,李大哥“整个人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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