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分享经济是“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近年来，我国分享经济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共享自行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早已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资本热捧下，分享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问题。《经济日报》连续5天刊发“走向我们的分享经济系列报道”，理清来龙去脉，剖析机遇风险，研判未来走向，以期引导和促进分享经济健康发展。

  分享经济正无处不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经济的运行轨迹。伴随互联网的快速的提升，以滴滴快车、共享自行车等为代表的分享经济进入快速扩张期，平台企业持续增加，市场规模快速地增长，分享领域不断拓展。

  早晨扫码解锁一辆摩拜单车骑到报社，准备当天的分享经济采访——在知乎上搜索关键词，看看大家怎么说；约了一辆滴滴快车，九点出发去采访专家。途中刷刷红岭创投，看有没有收益更好的网贷项目；这时收到朋友的微信，周末郊游的房间已经在小猪短租上订好了……

  这只是记者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是的，分享经济正无处不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经济的运行轨迹。这场席卷全球的新经济风潮是怎么样产生的？将会带来怎样的巨变？对当今中国意义何在？又将把发展引向何方？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重新认识分享经济。

  记者翻阅了多本研究分享经济的著作，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分享经济理念可以追溯到1978年。美国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发表的论文《社区结构与协同消费：一个常规方法》，文中首次提出“协同消费”的概念，认为人们需要的是产品使用价值，而非产品本身，租用比购买更加实惠。但在当时，这种协同或者分享还不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随着网络的兴起，“协同消费”理念开始大规模付诸实践。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的研究，从全世界看，分享经济发展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993年，伴随互联网的商业化，分享经济实践从虚拟领域起步，比如在线音乐、文件分享、等，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触角开始向实体领域延伸。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面对就业压力和收入缩水，许多人将家中的闲置资源出租以增加收入，各国也都想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出路，分享经济迎来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契机。

  2013年之后，分享经济创业企业成为全世界长期资金市场的投资热点，公司数和融资金额都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如今，全球分享经济进入快速扩张期，平台企业持续增加，市场规模快速地增长，分享领域不断拓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6月份，世界上共有约993家分享经济企业，覆盖了51个国家或地区，美国仍是拥有分享经济企业最多的国家。

  为什么分享经济能在经济转型中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曾著文分析了两大因素，“一是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使分享经济这种有利于节约世界资源、减少排放的模式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中得到充分鼓励；二是网络的发展，将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主体连接在一起，为分享经济发展创造了近乎完美的技术条件。前者是需求、市场拉力，后者是技术推力”。

  张新红进一步分析指出，“近几年分享经济的崛起大体上源于七种力量：需求、收入、技术、消费理念、环保意识、就业和资本”。

  目前，对于分享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指出：“分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2017年的报告则将定义更新为：“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

  “最大的变化是把‘闲置’去掉了，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张新红说，“分享经济实践的发展明显快于理论和政策的跟进，作为一种加速要素流动、实现供需高效匹配的新型资源配置方式，分享经济不仅能配置闲置资源，也可以配置优质资源”。

  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16—2017分享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印证了这一判断，指出分享经济至少产生了四个新变化：一是供需双方从个体参与衍生出企业；二是出现了非闲置资源分享；三是单个分享经济平台开始生态化发展；四是由个人收入变成企业收入。

  在一次分享经济论坛上，张新红向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分享经济权威专家阿鲁·萨丹拉彻请教：“中国在全球分享经济中处于什么位置？”阿鲁说：“应该是在前列。”张新红补充道：“根据我的观察，中国应该是在最前列。”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融资规模约1710亿元，同比增长130%；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000万人。

  除了体量与规模的领先，我国分享经济渗透的领域之广，也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目前，分享经济已经覆盖了生活服务、生产能力、交通出行、知识技能、房屋住宿、医疗分享、资金分享等领域。如果说去年是共享自行车、知识付费和网络直播的元年，今年上半年，又出现了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篮球等一系列新的创新实践。

  随着全球信息化从技术驱动转向应用驱动和融合发展，我国企业的本土化创新越来越活跃，有的创新模式已经具有了全世界的引领作用。比如，WiFi已在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Google Play工具榜上排名第一，用户覆盖223个国家和地区。滴滴出行将通过建立共享出行全球合作框架，为中国、美国、东南亚和印度的国际旅客群体提供无缝跨境出行服务，连通覆盖50%的全球人口。

  6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发展分享经济，依托网络站点平台对分散资源实行优化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壮大新动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向更广范围和更高层次，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更经济、更多样、更便捷的服务。

  我国发展分享经济优势何在？张新红认为：“一是转型发展的强大需求，分享经济是解决交易成本高、资源效率低、产品不对路、服务水平差等供给侧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二是网民大国优势，2016年我国网民人数7.31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6.95亿人，众多分享领域都可轻松在全球排名中拔得头筹。三是中国互联网领先企业的成长路径为分享经济初创公司可以提供了经验和信心。此外，我国历来崇尚节俭，这也为分享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认同。”

  上述优势的叠加将大大加快我国分享经济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从跟随到引领、从本土到全球的进程。广袤的中国市场不仅是国内企业创新发展的沃土，也为全球分享经济发展注入了能量。

  “中国是我们除美国总部外唯一有本地产品和研发技术团队的地区，今年中国员工数量会增加两倍，市场投资亦将翻番。”Airbnb爱彼迎中国副总裁安丽说，“中国慢慢的变成了分享经济的领先者之一，我们期待建立政府、平台企业、媒体、消费者等共同参与的多方治理机制，让整个行业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席卷全球的分享经济风潮，驱动着资产权属、资源配置、组织重构、供需重塑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其发展路上绝非只有鲜花和掌声，期待之高与担忧之甚、动力之强与阻力之大如影随形。

  对于我国分享经济“成长的烦恼”，社会议论比较集中的是诚信体系不完善、监管思维手段落后、法律和法规不适应、传统力量阻挠、产业发展不成熟、统计监测体系不完备等。

  在张新红看来，“这样一些问题更多是表面上的，根本矛盾在于信息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我们正在进入信息社会，发挥决定作用的是信息生产力，但原有的生产关系，包括社会制度、法律和法规、管理方法都是在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形成、为工业经济服务的。此外，还有信息社会需求与工业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信息经济活动与工业经济思维之间的矛盾，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有不适应”。

  “分享经济”早期在中亮相，是2015年9月2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整合利用分散闲置社会资源的分享经济新型服务模式”。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积极发展分享经济”也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分享经济还被两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去年的“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到今年的“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活”。

  此外，信息化发展、消费、物流、交通、制造业等相关领域新出台的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及鼓励分享经济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家发改委就《分享经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提出允许和鼓励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积极探索分享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适应分享经济特点的政策环境、鼓励创新监督管理模式等规划布局，正式发布后或将带来新一轮的发展热潮。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预测，未来几年，我国分享经济仍可保持年均40%左右的增速。除了高速增长，分享经济还呈现出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重塑就业形态、平台企业走向全球化布局和生态化扩张、包容性监管与协同治理模式形成等发展趋势。

  张新红认为，从中长期看，分享经济还有一些新的关注点：一是分享续航，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二是推动转型，包括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和从管理型政府向网络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三是对大数据应用的推动；四是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深远影响。

  分享经济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制造业、农业、教育和养老，都是需求强烈、潜力很大，技术条件和模式基本成型，但目前尚未发展起来的大风口。”张新红说，“长远看，分享经济发展必须过好认知关、条法关和自律关，政府、创新型企业、传统企业和个人都应顺势而为，主动学习、积极参与、锐意创新”。（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双）

  分享经济成为资本市场最热的“风口”。与此同时，有关分享经济是否存在泡沫的讨论也在逐渐升温。专家认为，需要通过监管明确成本来源，设立相应准入门槛，避免资源浪费，使行业和社会双方获益。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达39450亿元，增长率为76.4%，未来几年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交易规模将占GDP比重的10%以上。

  去年以来，分享经济成为资本市场最热的“风口”，“这一领域在2016年的融资规模达到了171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0%”。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张新红说。30余家共享单车企业、10余家共享充电宝企业、6家共享雨伞企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15种共享产品正在“跑马圈地”。

  但与此同时，有关分享经济是否存在泡沫的讨论也在逐渐升级。就共享充电宝的前途，聚美优品创始人陈欧与王思聪在社交网络上打起了“嘴仗”，陈欧3亿元投资共享充电宝企业“街电”，王思聪表示绝不看好。在此之前，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公开表示：“共享充电宝到底靠谱不靠谱，很多人都看不准。”

  在分享经济领域，资本为何如此“疯狂”？这些所谓的分享经济“产物”，瞄准的到底是“真痛点”还是“伪需求”？

  一哄而上的“线岁的徐敏把电子储球柜搬到了篮球场旁边，用户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扫码取球，每个篮球押金29元，租金每小时2元。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共享篮球”的项目，5月份拿到了1000万元以上的融资。

  这1000万元只是资本在分享经济领域“疯狂起舞”的一个缩影。在共享充电宝领域，35家机构在40天里提供了11笔融资，总金额超过12亿元。在共享雨伞领域，在5月下旬的10天里，也有3家公司获得了超过2000万元融资，诡异的是，在百度指数中搜索“共享雨伞”，直到5月上旬还毫无“痕迹”。

  资本对分享经济的热衷并非完全是自建“空中楼阁”，毕竟从网约车、短租和共享单车来看，“共享”已经来到现实，切实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投资机构德同资本合伙人陆宏宇表示，分享经济意味着将原有、零碎、分散的资产通过移动互联网组成网络，通过资产网络化来提高使用效率。“国内包括智能手机、移动支付和GPS芯片等硬件基础已经具备。此外，中国市场用户密度很大，有人口密度才能有效率。这些都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前提。”

  但资本的态度已经开始改变行业的自然进程。共享充电宝企业来电科技CEO袁炳松坦言：“我说我就要5000万元，投资人说这事这点钱打不住。去年我们制定的目标是百城万点，这样可以赚到钱，但现在行业起风了，更多玩家涌进来，资本跟我说，目标定得太低了，于是我们现在的目标改成了百城十万点，2019年上半年达到百城百万点，先跑马圈地扩大规模。”

  这种狂热已经开始令业内人士担忧。投资摩拜单车的熊猫资本合伙人梁维弘表示：“早期的投资者应该睁大眼睛关注下一个重大事件。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闭着眼睛进入分享经济领域，很多投资秉持的是‘从众心理’，而非商业感知。”金沙江创投资执行合伙人朱啸虎则认为：“大量风险投资可能被浪费，因为太多钱被投到同一领域。”

  资本“一拥而上”又“一哄而散”并非没有先例。2010年至2012年期间的“百团大战”，团购曾被资本视为重要的风口，但在激烈的价格战之后，大多数团购网站灰飞烟灭，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打了水漂”，再之后投资者在O2O领域里的损失同样惨重，一份不完全“死亡名单”显示，在教育、旅行、生活服务和汽车等16个O2O细分领域，多个项目关门大吉，仅餐饮外卖O2O项目倒闭的就有十几个。

  潮水过后，才知道谁在“裸泳”。投资机构嘉御基金董事长卫哲说得相当坦白：“我要泼一泼冷水，有些投资人在退化，钱多人就会变傻。投资就像坐地铁一样，一辆车开过，千万不要跳车，一是有危险，二是跳上来也要补票，还不如在车站坚定不移地相信还会有下一辆车。”

  但资本已经在分享经济里投入的真金白银，真的就会“血本无归”吗？答案依然取决于：分享经济是否真有需求？

  共享充电宝的运营方式“百花齐放”，有街电和来电的“机柜式”，也有小电的固定式，既有放在“小场景”的咖啡馆、餐厅中的，也有放在“大场景”车站、购物中心的，既有必须还回出借地的，也有可以在异地归还的……但归根结底，它们真的有需求吗？

  在陆宏宇看来，分享经济产品一定要建立在刚需之上，“也就是说，它能解决的问题，替代方案不容易找到，比如你打车不用滴滴，就只能坐公交或者地铁，自行车你不用共享单车，替代方案就是走路。”

  但刚需如何衡量？使用频率肯定是一方面，但这并不是指消费者使用某一产品的频率，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是分享经济最大的特征，其动力也正来自当消费者不拥有某一产品时，希望使用它的频率有多高，无法随身携带的自行车要靠分享解决问题正是这样的例子。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分享经济的爆发》一书的作者阿鲁·萨丹拉彻就表示，分享经济产品是否成立取决于两个维度：产品有多少价值（成本）和所有者对该产品的集中使用程度（使用频率）。“产品需要有比较大的价值，否则租赁市场的协调成本是非常高的。”以此观之，共享雨伞的思路就未见得成立，没带雨伞又正好碰到下雨的几率，和无法携带自行车但需要短距离骑行的几率完全不能相比。

  判断分享经济对需求的满足，还要看它是否存在技术门槛。市场研究机构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拿共享充电宝来看，随着科技的发展，无线充电以及超级快充的普及，充电宝的需求变得不如智能手机刚兴起的时候那么强烈。共享充电宝平台若想取得长足发展，充电宝共享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引子”。

  此外，分享经济要面对的另一道门槛是，它只能在标准化服务上满足用户需求。拿共享篮球来说，北京资深街头篮球爱好者孙茹告诉记者，自己并不看好这一模式：“一是出来打球不会临时起意，总要换鞋换衣服。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带球出来呢？二是储球柜在拿到球之前看不到球的品牌，也看不到球况，但喜欢篮球的人，都会对这些有所挑剔，很难直接借个破球来打。”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分享经济的关键在于实现资源的最优匹配。据此来说，‘共享+’模式要实现创新和提升，关键就是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影如是说。

  的确，即使确有刚需，分享经济诸领域中产品的逻辑仍不能完全成立。在重资产场景中，需要先投入资源和固定成本。卫哲表示：“一个平台带来的业务，必须先把成本覆盖掉，这本身就是很困难的。比如说专车，你得先把专职司机，专职车成本覆盖掉才能赚钱。”同时，在诸如短租等平台本身仅作为信息中介存在的轻资产场景下，为了标准化，平台同样需要建立包括审核、认证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

  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分享经济的发展还要看到底是提高了资源使用的效率，还是造成了资源浪费。拿共享单车来说，区域间投放不平衡、局部地区投放量过大。2015年，我国自行车国内消费量为2153.7万辆，但今年仅ofo小黄车一家就表示将投放2000万辆。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蔡团结表示，“尽管各个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在部分城市、部分区域确实存在投放过剩的情况。”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就对此表示：“过度投放，不仅造成资本效率降低，带来极大的资源浪费，同时大量堆积的‘僵尸车’，还要挤占城市公共空间、道路乃至绿地资源。”风口浪尖上的分享经济无限扩张，实际上还在挤占公共资源，一旦资本“退烧”，留下的“一地鸡毛”又将如何收拾？

  “对于社会和监管部门来说，需要重视的是企业经营的外部成本，也就是真正的社会资源，而不是商业资源的使用效率。目前，刻不容缓的是，需要通过监督管理模式明确成本的来源，同时设立相应的准入门槛，避免资源浪费，使得行业和社会双方都能从发展中获益。”张影表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目前，分享经济不少产品都牵涉到押金问题，分享经济具有“类金融”属性，其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需要监管部门重视。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将使消费者蒙受损失，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关系到分享经济的良性发展。

  国内首家共享单车——悟空单车的倒闭不仅仅是共享经济开始“出清”的信号，更为其监管缺失敲响了警钟。

  目前，分享经济不少产品都牵涉到押金问题。如在使用共享单车时，个人需要向平台预付一定数额的押金。在个人无议价权的情况下，押金可能成为变相的融资。在这个意义上，分享经济也就具有了“类金融”的属性，其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需要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尤其是倒闭出现后，一旦机构资金链断裂、退不了押金，将使消费者蒙受损失。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关系到分享经济的良性发展，“分享”能否“长享”。

  对消费者来说，需要一本明白账：押金去哪儿了，资金安全有没有保障？专家们也在呼吁，分享经济的资金池和吸储属性，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监管需要及时跟进。

  “分享经济中的押金和实体经营中的预付卡类似，也要吸取以前一些预付卡公司倒闭的教训。”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今年1月份，中国人民银行通报了多起支付机构挪用占用客户备付金的案例，其中就包括上海畅购恶意挪用备付金使5.14万人权益受损事件。

  预付卡就是支付机构发行的，可以在超市、商场等消费的一种储值卡。持卡消费者在未使用预付卡时，卡里的资金虽属于消费者所有，但暂时由支付机构保管，这部分资金称为备付金。

  2014年7月份，上海畅购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获准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发行预付卡。但很快就出现了问题，4个月后，央行上海总部发现，该公司把客户的钱挪用了，将客户的备付金用于公司日常开支及股东分红等。这个消息逐渐传开来，不少消费者担心卡作废，急于将预付卡中的钱花掉。

  当消费者集中用卡时，畅购公司的资金链断裂了。由于备付金严重不足且资金筹措不力，畅购卡遭商户大面积停止受理，造成资金风险敞口达7.8亿元，涉及持卡人5.14万人，客户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引发了，破坏了社会稳定。

  这与当前分享经济中的押金类似。这部分资金目前缺乏监管，一旦被挪用造成资金链断裂，受伤的只会是消费者。

  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易观的报告,今年4月份，ofo和摩拜单车新增活跃用户数均超过1000万，若以每名用户最低交纳99元押金计算，两家共享单车企业收取的押金总额就高达20亿元。一边是持续增长的分享经济用户数，另一边是滚雪球般增加的押金，风险正在不断积累。

  此外，共享单车在收取押金时并非按单车数量收取，而是依据用户数，这就导致了“一车多押”的现象。前车之鉴还有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他们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形成了资金池并实行期限错配，由于监管的缺失，滋生了不少金融乱象。

  分享经济也并非没有负面案例。2017年2月份，kala单车就出现了投资人将公司账目上的部分用户押金划走事件。

  此前，监管部门面对的只是实体商户中的预付卡等问题。现在，随着移动支付迅速发展，这些新兴分享经济中的押金以及充值资金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这些资金沉淀已经形成了资金池，甚至可能成为变相融资。在这个意义上，随着分享经济而来的潜在金融风险需要警惕。

  好在，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资金沉淀带来的风险。5月22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加强用户资金安全监管，企业对用户收取押金、预付资金的，应严格区分企业自有资金和用户押金、预付资金，实施专款专用，防控风险。企业应积极推行“即租即押、即还即退”等模式。5月份，北京金融局也提出在北京注册的共享单车公司需要把押金存管到指定银行账户，防止变相非法集资。

  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日公布《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安全意识，对于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文化安全、金融风险等密切相关的业态和模式，严格规范准入条件。

  有专家觉得，对分享经济中押金的监管可以参考支付机构备付金的集中存管制度，如可由央行制定指导意见，各地制定实施细则，对押金实行第三方存管。

  今年1月份，面对超过4600亿元的支付机构备付金，央行建立了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制度，要求支付机构备付金须交存至指定账户存管。同时，存管的备付金不产生利息，以抑制机构扩张备付金规模的冲动。

  董希淼认为，在社会诚信体系不够完善之时，共享自行车企业收取押金是可以理解的。但押金事实上是一种保证金，要防止被平台挪用去投资等。押金产生的收益也不应该归属于平台。“从法律上来讲，孳息应归属于客户。”

  当然，监管也不是要“管死”，而是要在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分享经济这种新业态持续健康发展。

  “所有的金融活动都要有监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监管、用怎样的规则监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认为，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者之间的规则不能通用。“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不能惯性沿用以前的方式，否则只能既限制了新的发展，又没有监管到点上。”

  董希淼也表示，考虑到监管的成本和性质不同，对共享单车押金的管理，目前不用像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那样严格，建议由第三方如商业银行存管就可以，但是这部分资金应该是不计息的。

  还有专家认为，对于分享经济要设置准入门槛，约定企业经营范围，对于存在“资金池”“资金归集”等风险的，需要金融部门介入，与其他部门共同协调监管。在涉及资金方面，更要对资金账户严格监管。此外，还可以通过限制股权持有方式等引导投资人长期投资，不能短期炒作套现。

  董希淼建议，对分享经济平台最好能做到区分客户，如对部分实名制客户是不是可以免收押金，这样就能够减少押金监管的压力。

  目前，一些分享经济企业也在与一些机构合作，想办法免押金。如今年4月份，ofo与中信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其中一项合作内容是发行联名卡，持卡用户都能够免押金骑车。

  目前，ofo与蚂蚁金服合作“芝麻信用解锁”也已运行了3个多月的时间。目前，共有永安行、小蓝单车等约11家共享自行车接入了支付宝芝麻分，按照芝麻分值在不同地区减免押金，总共覆盖全国近30个城市。

  只要芝麻信用分达到一定标准，即可免收或少收押金使用共享单车。这就破解了共享单车涉及的资金沉淀问题——共享单车平台之所以会收取押金是为了降低风险，结合可靠的信用体系免押金可以让风险可控。

  蚂蚁金服公布的数据显示，支付宝去年实名用户已达到4.5亿，几乎覆盖一二线城市的主要互联网用户群。预计“信用解锁”可以覆盖大多数共享单车目标用户。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享单车市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达到1886万，预计2017年底会达到5000万，按照最低99元的押金标准算，就意味着会形成超过50亿元的押金规模。庞大的资金池缺乏有效监管，免押金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监管部门来说，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分享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仍然需要相关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董希淼认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是根本。目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已经写入了“十三五”规划。“如果使用共享单车的情况也能进入个人信用档案，那么支付押金的必要性也就大幅下降。”董希淼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在培养了用户消费习惯，推动市场完成洗牌之后，分享经济依然要回归理性，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目前分享经济服务商“输血”和“造血”能力显然难言平衡。在盈与亏之间，需要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6月14日，互联网打车软件巨头Uber创始人兼CEO卡兰尼克被董事会剥夺权利“无限期休假”。在过去半年内，Uber近10名副总裁以上级别的高管先后离职。业内普遍认为，Uber出现的困局原因在于其盈利“遥遥无期”。

  中国的分享经济巨头们，同样面临“想说赚钱不容易”。合并了快的、优步中国的滴滴即使在市场上“一家独大”，且摆脱了“烧钱大战”后，也并未传来有望盈利的消息。ofo小黄车进入全国200个城市，仅在几个城市实现盈利，摩拜单车CEO王晓峰则在此前直言：“如果我有30%的利润率，为什么要找投资者？为什么让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分钱？之所以不停地找投资者，就是因为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小猪短租CEO陈驰也认为，在这个发展阶段，考虑盈利还太早了，“没有一家企业会傻到为了盈利而放弃市场扩展。”

  分享经济服务商们的“输血”和“造血”能力显然难以平衡。但在盈与亏之间，它们真的能找到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吗？或者说得再直接一点，分享经济为什么不赚钱？

  6月22日，拿到新一轮6亿美元融资的摩拜单车宣布进入日本，这也是继新加坡和英国之后，摩拜单车进入的第三个海外市场。此前，ofo则宣布进入哈萨克斯坦，表示已在美国、英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四个国家的多个城市投放单车。在资本的支持下，共享单车巨头的“跑马圈地”从国内延伸到了海外。

  分享经济不言盈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资本的驱使下寻求规模的快速扩大，资本主导了“游戏规则”，投资机构梅花天使创投合伙人吴世春就表示：“想进入这个共享市场的财务和战略投资人非常多，他们有些是为自己产品寻求协同效应，有的希望借此创造高频用户入口，也有为基金刷品牌存在感的，大家唯一都不提的就是如何赚钱。”

  这也让“烧钱补贴”成为常态。同样在共享单车领域，尽管和网约车相比，用户对价格相对不十分敏感，但“价格战”同样一再出现，你宣布“周末免费骑”，我就宣布“整周免费骑”，你推出“红包车”，我就推出“骑行得红包”。有分析表示，仅摩拜和ofo两家，每周的补贴费用就达到了千万元级别。

  资本疯狂“烧钱”并非只是头脑发热。在腾讯研究院副院长孟昭莉看来，分享经济意味着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烧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广告方式，有培养用户的作用，能迅速发现潜在用户、缩短培养潜在用户的时间，比如滴滴快的的补贴，让40岁至50岁的用户也能够快速融入”。市场研究机构易观互联网出行行业分析师王晨曦同样表示，“烧钱”对于增加活跃用户，以及增强用户黏性的效果都比较显著。从监测到的数据来看，其中摩拜和ofo都是属于用户体量增长特别快的企业，其他企业在搞这些活动的时候对于拉动用户的体量也有明显的效果。

  但在培养了用户消费习惯，同时推动市场完成洗牌之后，分享经济依然要回归理性，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ofo创始人戴威也坦言：“烧钱只是战术层面的事，如果‘产品力’不存在，商业逻辑不成立，你技术越强，越懂运营的规则，反而会在错的方向上跑得更远，因为你的能量掩盖了很多已经存在的问题。”

  “在美国，分享经济也有一些后来证明行不通的商业模式，只是因为处在风口而受到资本青睐。目前来看，除了交通和住宿领域，其他资产的分享还难言成功。”分享经济专家、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阿鲁·萨丹拉彻如此表示。

  对于分享经济来说，资本狂热带来的激烈竞争，不仅带来成本上升，也让平台无法保持稳定的用户数量，获客成本高，客户变现利润低仍是它们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从盈利模式上来看，分时租赁产生的租金收入是分享经济盈利最单纯直接的方式，但对于各个细分领域尚未成熟完善的市场，建立“游戏规则”也需要大量投入，比如共享单车要解决车辆折旧、损毁维护乃至智能定点停车的问题，短租领域要面对建立质量评价和反馈机制的问题，共享充电宝则要解决庞大的地推成本问题。

  另一看似靠谱的盈利模式则出于“灰色地带”，那就是分享经济中被广泛质疑的押金资金池。按照摩拜单车公布的最新数据，摩拜注册用户量超过1亿，以每个用户299元押金计算，仅押金就将近300亿元。有业内人士测算，以这一沉淀的押金量计算，即使通过银行的基本运作，年收益也能达到数亿元。ofo也在近日宣布，将押金从原来的99元提高到199元。在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篮球等方向上，用户在使用前同样要先交纳一笔押金。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表示：“分享经济中这些名曰共享实为租赁的平台，通过押金规则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资金池。当资金池达到一定规模后，按照人头而非车辆收取的押金，就有可能因不当使用而造成风险。”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也表示：“押金一定要保证专款专用，绝对不能挪作他用，也不能够被用于投资、借贷等用途。”

  尽管摩拜和ofo均几次三番表示，用户缴纳的押金统一存放在银行，由第三方资金监管，但小蓝单车副总裁胡宇沸也曾表示：“小蓝单车的押金一大部分是留存用于客户的退款需求，在保证押金随时退还的情况下，其他一部分押金用于继续生产车辆。”

  押金风险也开始受到监管部门的重视。5月22日，交通运输部对外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蔡团结表示，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运营企业采用免押金方式提供租赁服务。企业对用户收取押金、预付资金的，应严格区分企业自有资金和用户押金、预付资金，在企业注册地开立用户押金、预付资金专用账户，实施专款专用，接受监管，防控用户资金风险。

  但在押金与租金之外，作为移动网络平台，分享经济服务商们手中还握有独特的资源：流量和数据。它们同样寄希望于以此为基础的增值服务，能够带来新的盈利模式。

  投资机构元璟资本合伙人陈洪亮认为：“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至今，流量红利期已经接近天花板，线上流量越来越昂贵，线下流量虽然空间巨大，却一直处于相对分散且未被运营的状态，分享经济通过创造新的线下场景，也在聚集宝贵的流量。”投资机构德同资本合伙人陆宏宇说得更为直白：“分享经济把线下资源网络化，其实就是把线下流量搬到了线上，通过广告或者供应链，还有不同的方法来赚钱。”

  所谓的流量运营，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卖广告，但广告的价值与收益依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分享经济依然要先证明自己的规模效应。共享雨伞服务商、魔力伞创始人CEO沈巍巍就表示，尽管魔力伞在广州已接到以伞面印制企业商标为主要形式的广告，但目前仅是“尝试性的实验，价格也定得比较低。”

  数据的价值实现，取决于规模和维度的打通。投资机构星瀚资本投资总监赵豪就表示，拿共享充电宝来说，数据是否有价值，“要看收集上来的数据比地图类或社交类应用收集的数据价值大还是小，收集到的数据能不能达到可用标准。”陆宏宇则表示：“分享经济企业本身手中的数据维度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通过一些办法打破数据孤岛，实行数据整合，创造营销机会。这需要对数据聚合，然后清洗、提炼，以此来洞穿数据的价值。”

  但这就又涉及用户对隐私数据的担忧。拿共享充电宝来说，是否会在连接时窃取用户手机中的数据，一直是最被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就认为，用户在使用分享经济服务时，尤其要注意个人信息安全。“对于哪些数据可以收集，哪些数据不能收集，以及数据使用和交换行为，都要有用户授权，同时有一套行业接受的标准。”（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分享经济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不少人在“共享”的同时，个人信息也不知不觉地被“共享”了出去。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和风险成了分享经济蓬勃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从共享自行车到共享汽车，从共享充电宝到共享雨伞，从共享衣服到共享玩具……近两年，分享经济已经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不可否认，以“不转移所有权，让更多人享受使用权”为特点的共享模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但与之相伴的，不少人在“共享”的同时，个人信息也不知不觉地被“共享”了出去。一时间，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和风险也成了分享经济蓬勃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与此同时，不少产业也打着假分享的名义，宣传、融资，不断地增大存量，很容易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那么，分享经济如何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如何防止无序发展和制造新的过剩？这些都是当下分享经济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上个月，经朋友介绍，董莹在某玩具租赁网站给今年刚满1岁的儿子租了一辆费雪的学步车。“原价799元的玩具，现在只要每天付7元就可以轻松享受，而且等儿子真的会走路后，这个学步车就不需要了。”董莹的回答很直接，也有道理。

  不过，就在董莹还沉浸在自己的明智之举时，她的手机突然变得很忙。“要不要买教育基金、考虑不考虑买儿童保险、幼儿英语有兴趣吗……每天至少要接到三五个推销电话，垃圾短信也从没断过。”董莹怀疑是不是玩具租赁网站出卖了她的信息，不过打电话给客服投诉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只能“以后再也不占这样的便宜了”。

  看过很多个人信息泄漏新闻的刘涛，似乎经验比董莹更丰富。“上周末和家人一起外出吃饭，发现手机就剩5%的电量，眼看着手机支付、导航等功能全部面临瘫痪。”刘涛坦言，就在这时，他发现贴心的餐厅收银台旁边摆着“共享充电宝”，扫描二维码注册交付押金后就能使用，1小时内还免费。不过，谨慎的刘涛并没有享受这个便利，而是选择到附近的数码店买了一个全新的充电宝。

  “面对共享充电宝的便利，消费者还是谨慎点好。”在北京从事互联网工作的程序员曹宝金就表示，那种公共充电桩本质上就是一台电脑，有内置的集成电路板、芯片，并且靠程序运行，“有程序的地方就会有人，有电脑的地方就会有黑客”。

  黑客要注意，“内鬼”也要防。今年初，公安部指挥破获的“2·17”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26名，其中包括滴滴客服业务外包公司员工、中国联通天津分公司员工等“内鬼”，被买卖的信息包括滴滴打车记录、手机通话记录等。

  “分享经济的兴起，主要基于整个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物联网技术的兴起，通过芯片传感、定位、扫码支付等新技术支持，使分享经济模式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但如何保护使用者个人信息安全需引起高度重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提醒，“这些打着分享经济大旗的商家，利用移动客户端等网络信息新技术新手段，大肆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行为信息，主要目的在于收集这些信息之后，向消费者提供互联网精准营销和精准广告，很多用户在安装了各种五花八门的APP之后，个人信息就通过各种渠道泄露出去了。这非常危险”。

  朱巍表示，我国网络安全法于今年6月1日起已正式实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包括利用互联网分享模式运行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需要进一步落实到位。

  目前，我国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大量设备、产品和服务都存在闲置和过剩现象，随着分享经济理念的推广和相关技术的进步，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分享经济模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面对资本的大量进入，各品牌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以共享自行车为例，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ofo、摩拜单车，市面上至少还有近20家单车运营商。小红车、小黄车、小蓝车、小金车、七彩单车……有网友因此调侃：留给创业者的颜色不多了。

  有业内人士认为，分享经济本应盘活闲置资源，但单车企业为抢占市场资源大幅投放，将分享经济变成了增量经济，造成了新的产能过剩与资源浪费。

  事实究竟如何？记者采访发现，业内对于市场容量有一个粗略算法，即每20人至30人就需要一辆共享自行车。一组数据也证实，共享自行车的数量还在继续壮大。今年1月份，摩拜单车宣布获得富士康战略投资，这意味着摩拜单车的车辆生产能力将在原自有产能基础上翻倍，总产能将超1000万辆/年。同时，ofo也表示，继续保持市场份额最大、接触用户面积最大的优势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相比，在中国自行车年产量中，投向国内市场的仅有2500万辆，是否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风险备受关注。同时，行业的快速发展也让市场陷入了尴尬局面：盲目无序地投放，高折损率带来了维护成本的增加，也导致大批量投放阶段过后，仍然无车可骑，用户体验变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华表示，从市场上看，共享自行车确实存在大量进入的状态，但是否过度还要靠市场来检验。“任何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的成功都不是事先判定的，共享自行车是中国独创，不像滴滴之前有Uber可以模仿。”

  “面对一窝蜂而上的共享自行车，必须警惕市场上出现的‘羊群效应’，这其实增加了整个社会成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教授认为，租赁，商家肯定赚不到钱，他们看中的是使用者的押金和预付款，实际上是一种资本运作，但这样的分享经济肯定不可持续，甚至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分享经济风起云涌的当下，分享经济的监管和规范也变得格外重要。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2017年政府要“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活。”然而，面临分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对此，朱巍表示，首先要立法解决，因为光靠自律是不管用的，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要考虑到分享经济的发展方向。比如，互联网直播也是知识分享，不能一竿子打死，要规范地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这很重要。可行动方式是，在试用了一段时间后，大家有了一定的实践体验之后再立法。

  其次，要与国家行政机关的简政放权密切联系起来。朱巍解释称，分享经济如果发展起来，实际上“损害”的是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政府也在强调“放管服”相关政策要在简政放权的大环境下配合分享经济发展。同时，“双创”也是符合分享经济发展大潮的，每个人都可以做老板、每个人可以既做商家同时也是用户，整个分享经济就是一盘大棋。

  最后，要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前，国家出台了不少与分享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各地都出台了网约车新政，实际都是在主体上鼓励和规范分享经济发展，包括共享自行车。据了解，现在深圳、上海、南京等城市，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法则和新规，实行属地管理，体现了分享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而逐步由无序慢慢转向有序，由无法可依变成有法可依。

  朱巍表示，分享经济是一个体系，整个过程都是环环相扣的，缺少哪一环都不行。“现在这一环可能发展到了立法层面，等法治健全了，可能就到了素质层面，包括教育、宣传、案例，也包括示范法。示范法不是一种法律，但是民间和自律组织作出这种示范法，就是让包括企业、政府、用户在内的各方都能知晓边界在哪里，让各方都有一个底线意识。”朱巍说，技术发展到现在，工业4.0时代刚刚打开一个门、一扇窗户，像人脸识别技术、大数据，包括信用体系在目前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分享经济会出现问题，未来相关体系都建立好了，可能分享经济的问题就不存在了。（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