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籍是自然人被确定属于某一国家成员的法律上的资格或者身份，是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惟一标准。国籍具有对内和对外两种意义。对内的意义是，一个人一旦取得某一国家的国籍后，就能够轻松的享受该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也承担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对外的意义是，具有某一国家国籍的人，其合法权益受到该国家的外交保护。国籍的取得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因为出生而自然取得国籍，这种国籍称为原始国籍；二是因加入一国而取得该国国籍，该种国籍又称取得国籍。对于因出生而取得国籍，各国的规定不完全一样，主要有三项原则：一是血统主义原则，即确定一个人的国籍以其出生时父母的国籍为依据，而不问其出生地为何国；二是出生地主义原则，即以出生地作为子女取得国籍的依据，而不问其父母属于何种国籍；三是混合主义原则，即将血统主义原则和出生地主义原则结合起来确定子女的国籍。根据我们国家国籍法的规定，我国国籍采取血统主义为主并辅之以出生地主义的混合方式获得，即：父母双方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的，具有中国国籍；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的，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父母无国籍或者国籍不明，定居在中国，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籍；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并符合一定条件的，能加入中国国籍。

  公民是指具有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各国普遍的做法是，将取得国籍作为取得本国公民资格的法律条件。公民的概念在我国的使用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解放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使用的是“人民”和“国民”两个概念。1953年的选举法开始使用“公民”作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主体。1954年宪法正式使用“公民”作为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体。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沿用了这一称谓。1982年宪法也使用了这一称谓。根据本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以，取得中国国籍是成为中国公民的充分条件。

  公民与人民的区别是，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而公民是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公民的范围比人民的范围要广泛，一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公民，他享有法律上的权利，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人民的范围是指全体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适用法律上的平等而不是立法上的平等。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是指公民在遵守法律和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立法上的平等是指制定法律本身的内容必须贯彻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则。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究竟是指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还是立法上的平等，或者是既指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同时也包括立法上的平等，一直存在不同观点。从历史上看，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指的应当是法律适用上的平等。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是最初将平等原则作为宪法原则确定下来的。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人权宣言》第6条的全部规定是：“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者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这个规定的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关于法律的性质问题（即法律是公意的体现）；二是关于公民在立法上的途径问题；三是关于公民适用法律上的平等问题。其中，所谓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单纯是指适用法律上的平等，而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因为既然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而且法律又是由公民亲身或者经由其代表制定，其内容的平等就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我国宪法的规定一直是将其限制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的。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有一种意见认为，从语义上看，这个规定既包含了公民在法律适用上的平等，也包含了公民在立法内容上的平等。1982年宪法对这一规定作出修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规定就将公民的平等限定于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而不包括立法内容上的平等。为啥说不包括立法内容上的平等呢？第一，公民中有人民与敌人之分，对于人民与敌人在立法上是不可能一律平等的。第二，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理论上说，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始终以代表人民意愿为宗旨，保证立法内容上的平等是不言而喻的，不应当存在违背平等原则进行立法活动的现象。第三，宪法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假如慢慢的出现了立法不平等的现象，就是违背了宪法，可根据宪法规定的有关违宪审查制度予以审查撤销。但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情况的复杂性，在实践中，立法中个别违背平等原则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对这种现象应当通过违宪审查制度和其他立法监督制度予以解决。

  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有以下几层含义：（1）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适用于全体公民，全体公民都依据同样的条件享有这些权利。比如，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不受侵犯就属于这一权利。二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只适用于特定范围的公民，在这一特定的范围内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比如，宪法第51条规定，国家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些权利和利益的范围仅限于华侨、归侨和侨眷。（2）所有公民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适用于全体公民，任何人都必须履行。比如，宪法第5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这一义务就适用于全体公民。二是某些义务只适用于特定的人群。比如，宪法规定公民有按照法律服兵役和按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年龄和身体条件的公民才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只有按照法律规定达到一定的收入标准的公民才有纳税的义务。（3）国家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对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平等地予以保护，对所有公民违法和犯罪的行为，都平等地追究法律责任；（4）任何公民个人或者组织都不得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宪法原则而不是具体权利。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究竟是一项宪法原则，还是一项具体的基本权利，或者既是宪法原则又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本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公民基本权利，也不具有既是宪法原则又是具体权利的双重性质。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宪法关于权利和自由方面的用语是十分慎重的，凡是属于权利和自由的都明确使用“权利”、“权”和“自由”的称谓。比如，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从国家或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有人身自由等等。而对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既没有称之为权利，也没有称之为自由。第二，从宪法的结构来看，宪法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内容放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1条予以规定，实际体现了平等是一项具有普遍性和统领性的原则，以下从第34条到第56条所有关于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无疑都是以本条关于平等原则的这一规定为依据的。平等原则是“纲”，各项具体的权利和自由是“目”，纲举目张。第三，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为适用法律上的平等的四层含义也表明，平等是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方面的一项抽象的宪法原则。第四，平等原则其实就是从各项具体权利和义务中抽象出来的精神。公民的各项具体权利和义务中已经包含了平等的精神。这种平等精神，从权利这个方面，按照权利主体划分，可大致分为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种族平等；按照权利客体划分，可大致分为人格平等、职业平等、就业平等、宗教平等等等。从义务这个方面就体现为公民应当平等地承担各种不同的法律义务，如服兵役的义务、纳税的义务、计划生育的义务等。平等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但却渗透于每一项具体的权利之中，假如没有平等，这项具体的权利就没办法实现。平等是各种权利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各种权利本身才是特殊性。第五，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任何一项权利如果受到侵害，公民都可以以这项权利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救济，而不应单独以平等权受到侵犯为由请求救济，因为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公民要实现的是一项具体的权利，而不是抽象的平等权，平等只是其实现该项具体权利的必备条件，而不是这项权利本身。比如，国家机关招收职员，对公民的身高作出限制，公民应当以参加国家工作的权利而不是平等权受到侵犯为由提起诉讼，高等院校在录取学生时存在不公平现象，学生应当以受教育权而不是平等权受到侵犯为由提起诉讼。第六，平等不仅是一种权利原则，还是一种义务原则，要求全体公民或者特定范围的公民共同遵守和履行一项义务，所以，如果将平等视为一项单独的权利称之为平等权，就不够全面。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包括机会的平等，也包括实质的平等。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平等包括实质上的平等和机会上的平等两个方面。人在出生、性别、资质、财产和能力等方面存在先天和后天的差别。这是实质上的不平等。但是，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为实现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又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是机会的平等。在封建制度下，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特权等种种不平等现象，既没有实质上的平等，也没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资产阶级针对封建的身份和特权制度，提出了人与人之间竞争机会平等的要求，力图通过自由竞争机会的平等，实现人与人之间实质上的平等。这就是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平等观念。但是，单纯追求机会的平等，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和加剧实质上的不平等，因为平等的竞争机会虽能使一部分人实现与他人在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但同时又会造成和加剧社会上贫富的两极分化，进而给社会带来动荡和不安的因素。因此，现代宪法在平等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继续肯定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对实质上平等的追求作出适当的肯定，这大多数表现在宪法对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作出保障性规定。

  在处理公民实质上的平等和机会上的平等问题方面，我们过去曾经有过错误的认识和做法。一种是将平等视为平均主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否认人与人之间能力、资质、财产和劳动价值等方面存在的实际上的差异，实行分配结果上的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极大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种现象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以实质上的差异为由，大搞特权主义，以致特权观念和特权做法一度盛行，进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竞争机会平等，以至1954年宪法肯定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相继取消了公民在法律上平等的规定。1982年宪法有关公民平等的规定，既包含了公民享有机会上的平等，也包含了公民享有实质上的平等。机会上的平等是指公民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如本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质上的平等是指在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合理的个体性差异的前提下，一方面，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带动另一部分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在物质和经济生活方面达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各项社会经济权利，努力缩小和逐步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比如，为不断缩小平富差距，国家一方面要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要通过税收调节措施，加重高收入人群的税务负担。

  公民的权利是指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作某种行为，以及要求国家或者其他公民或者组织作某种行为或者不作某种行为的资格。公民的义务是指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公民必须作某种行为或者不作某种行为的责任。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前几部宪法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八二年宪法对此作出了新的规定。根据本条的规定，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宪法确立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即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任何公民都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也不能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更进一步说，是有利于反对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特权，反对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的歧视，以此来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但是，对有关公民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的规定，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宪法所确立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这一关系，是一项重要的法制原则，而不是指在任何具体的情形下公民都必须享受权利和同时承担义务。因为在宪法和法律的具体规定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大多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公民与他人的法律关系中，公民享受了某种权利，就必须承担起不得损害他人的义务，因为任何人权利和自由的行使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限。二是在公民与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关系中，公民有时只享受权利而国家需要承担义务。比如，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却不需要因获得这种物质帮助而对国家和社会承担义务。在公民与国家的法律关系中，公民有时既要享受权利又要对国家承担义务。比如，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但同时又有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的义务。有时公民不享受权利却必须对国家承担义务。比如，在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中，公民就有单向对国家纳税的义务。三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公民的某些权利和义务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如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受教育也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按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关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按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规定是：“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按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1982年宪法关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基本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规定，同时，又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作出了修改：一是将“十八岁”改为“十八周岁”。二是将“社会出身”改为“家庭出身”。三是删去了“有精神病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理解本条的规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二是人民按照法律规定，通过种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其中，第二种途径就包括直接民主的方式，即公民直接行使自己的各项民主权利，管理各项事务。而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的方式，是间接民主，即公民必须先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权力机关，再由各级权力机关代替公民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是实现这种间接民主的必经程序。

  对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理解。从狭义上说，所谓选举权是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直接选举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而不包括选举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的人民代表的权利，以及选举产生其他几个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被选举权是指公民按照法律规定有被选举成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一种观点主张对本条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狭义的理解。主要的理由：一是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应当是一项普遍性的权利，而在我国，只有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才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属于间接选举。而在间接选举中，公民除了具备本条规定的条件外，还需要具备下一级人大代表的身份。如果认为选举权包括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则本条规定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没有普遍性。二是一定要通过选举方式选举产生的其他几个国家公职人员，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职权。

  从广义上说，所谓选举权是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选举产生各级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和选举产生依法应当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其他几个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所谓被选举权是指公民有按照法律规定被选举成为各级人大代表和依法应当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其他几个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这样，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涉及的范围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接选举产生或者被选举成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权利；二是间接选举产生或者被选举成为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各级人民代表的权利；三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被选举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对本条规定的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因为：第一，宪法规定的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政治权利，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最主要的形式。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核心精神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国家公职人员代表自己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而选出国家公职人员的层面并不是单一的，它不仅包括公民选举产生或者被选举成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还包括公民有选举产生或者被选举成为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的权利，以及选举产生或者被选举成为其他几个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如果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仅仅限于直接选举范围的权利，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本条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是宪法和法律中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全部，或者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宪法和法律中有不同的含义。第二，为了照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遍性而将它们限于直接选举的层面，没有必要。因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不等于现实的权利。本条的规定只是表明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强调的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平等性和普遍性，而并不表明现实中每个公民就有直接选举的权利和间接选举的权利，因为在贯彻平等原则和普遍原则的前提下，行使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具体权利还需要具备不同的条件。第三，虽然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以及别的需要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公职人员，不是由所有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但各级人大代表自身首先也是公民，由他们间接选举上一级的人大代表或者同级的其他公职人员，也还是一种普通公民的选举，只是这种选举主体的范围比直接选举主体的范围缩小了，不能说他们行使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不是本条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根据本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只要年满十八周岁，即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以下特点：（1）具有广泛性。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具有平等性。每一个公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次投票权，其投票的效力是平等的。当然，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选举中也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因素。比如，农村少数的人口数所能选出的代表人数，就远远低于城市同样的人口数所能选出的代表人数。这一情况实际意味着农村选民在选举中投票的效力与城市选民在选举中投票的效力是不平等的。（3）公民行使选举权不仅有法律保障，还有物质保障。选举法第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

  一是年龄条件。依据宪法的规定，我国公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普通公民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需要年满十八周岁。前几部宪法对选举年龄的规定都是“年满十八岁”，十八岁既包括公历的十八岁，又包括农历的十八岁，82年宪法将“十八岁”改为“十八周岁”，就更准确了。所谓十八周岁，指的是公民从出生之日起到第十八个年份同月同日的实足年龄。将普通公民的选举年龄确定为十八周岁，主要是从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来看，十八周岁是划分公民成年与未成年的界限，到了十八周岁，公民的生理和心理已趋于成熟，具备了辨别自我行为的能力。另一个是一些特殊的职务要有特殊的年龄限制。比如，宪法第79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家主席、副主席是国家的重要象征，公民一定要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的社会威望，才可担任这一职务，而要有着非常丰富的阅历和崇高的社会威望，就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年龄。不仅是国家主席、副主席，在实践中，公民要通过选举担任其他一些重要的职务，达不到一定的年龄和阅历，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是政治权利方面的条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根据本条的规定，按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按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是指人民法院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某一犯罪行为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刑罚的人，最重要的包含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其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根据刑法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有：（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此外，选举权还有停止行使和不行使的情形。根据198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因反革命案或者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而其中，下列人员准予行使选举权利：（1）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人；（2）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3）正在被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4）正在被劳动教养的；（5）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198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还规定：“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行使选举权利。”1954年宪法将有精神病的人和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放在一起，作为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例外规定，并不合适。因为精神病患者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在行使选举权方面是有重要区别的，精神病患者有选举权，只是由于不能辨别自己的意识和行为而不能行使选举权利，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因此1982年宪法对此作了修改。

  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是公民的重要政治权利，又称为表现的自由。对于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1975年宪法的规定是：“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1978年宪法的规定是：“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本条规定与前几部宪法的规定相比有几个变化：一是删去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有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规定，因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的产物，极大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破坏了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完全不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二是删去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有关罢工自由的规定。主要的考虑是，罢工是旧社会工人用来对付资本家，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工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罢工，只会使国家和工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且罢工经常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罢工的最大的目的是对付官僚主义，但宪法已经规定，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用这些权利就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因此，没有必要规定罢工的手段。当然，宪法不规定罢工自由，只表明罢工不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并不表明罢工就是犯罪，对于罢工问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本条内容主要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规定，但同时，对1954年宪法中有关“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的内容，又没有再作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很有限，要求国家对公民行使本条规定的每一项权利都提供物质方面的保障，实践中做不到，对于做不到的事宪法可以先不作出规定。但宪法不规定国家提供物质保障，不是说国家就不给予保障，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应当逐步对公民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是指公民依据宪法享有的通过语言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或者其他意思的自由。既包括口头表达的自由，也包括书面表达的自由。对权利的理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做。广义的包括政治、商业性、艺术、学术以及宗教等等。狭义的通常被理解为政治。本条规定的是广义的，不仅包括政治，也包含别的方面的。将本条规定的仅仅归为公民政治权利的一种，是不全面的。但也需要注意，在广义的中，政治性的是最重要的，也是实现其他的基础，政治得不到保障，其他的也很难完全实现。而在实践中，法律对不同性质的保护也应当有所区别。比如，对于政治言论，就应当给予最高的保护，因为政治方面的是人们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也是民主社会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而对于商业性的，就其在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程度就应当大为降低。

  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在同一环境中，对同一事件，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如果在发言中有特权存在，就意味着没有。第二，公民发表的言论内容，只要不超出法律范围，就不受任何非法干涉。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国家对都有适当的限制。在我国，公民的也要受到法律的必要约束，从刑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来看，这种约束主要是：不得利用煽动和颠覆政府，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不得利用对他人进行侮辱和诽谤；不得利用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不得利用宣扬淫秽，教唆犯罪方法；不得利用干预正常的司法活动；不得利用泄露国家机密等。而在实践中，除了受到法律约束外，还受到社会道德的约束，受到政党的纪律约束以及别的方面的约束，但所有约束的最终准则，都应当以法律为依据。在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如新闻法等。

  出版自由是指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通过各种出版物表达各种思想见解以及其他意思的自由。出版自由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公民通过在出版物上发表作品或者出版机构出版著作，直接表达思想。此一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实际是的一种，是一种用书面形式表达的，所以经常被与结合起来，称为言论出版自由。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公民以出版方式表现出的著作形式主要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作品；美术、建筑作品；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所有这些形式的出版物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当然，出版自由的权利也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对于出版自由我国目前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的出版自由受到以下限制：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泄露国家机密的；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侮辱和诽谤他人的；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出版自由还应当包括的一部分内容是，公民有成立出版机构出版、制作或者编印出版物的自由。此一意义上的出版自由是前一意义出版自由的延伸，是实现前一意义出版自由的方式。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我国设立出版单位，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有出版单位的名称、章程；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有确定的业务范围；有3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此外，设立出版单位，还应当符合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规划。

  结社自由是指公民为了某一共同目的，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结成某种社会团体，进行社会团体活动的自由。结社自由是民主社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所必须的，也是公民发表意见，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途径。结社可以分为以营利为目的结社和以非营利为目的结社。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如公司、商会等，由民商方面的法律予以调整。不以营利为目的结社分为政治结社和非政治结社。政治结社主要是组织政党和其他各类政治团体；非政治结社包括各种学术团体、慈善团体、宗教团体等。各国针对不同类型的结社通常都制定专门的法律予以规范。我国目前没有制定专门的结社方面的法律。

  为了保证公民的结社自由，维护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国务院制定了专门的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进行登记，社会团体接受登记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监督管理。实践中，社会团体的登记单位是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但是，有三类社会团体的登记成立不在此限：一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二是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团体；三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5条规定：“国家保护社会团体依照法律、法规及其章程开展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但结社自由又受到一定的限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4条对这种限制作出明确列举，即：“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全和民族的团结，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

  结社自由里还有一个工会问题。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规定，“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个权利只受工会的规章的限制。”“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的协会或者联合会，有权组织或者参加国际工会组织。”我国政府已经批准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同时对有关工会问题作出了依据国内立法的保留规定。根据我国工会法的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加强同各国工会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

  集会自由是指公民为了某一目的，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集合在露天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在一定的场所聚集并短时间地讨论问题的自由，而后者是相对确定的多数人为了共同的意愿和目的而结成团体较长时间地进行活动的自由。自由是指公民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有权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进、表达共同意愿的自由。自由是指公民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会、、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愿的自由。集会、、是公民以和平手段表达自己愿意的比较激烈的方式，是民主社会中十分重要的权利和自由。日常生活中的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是宪法意义所说的集会、、活动。

  目前，我国已制定了《集会法》，对公民集会、、的申请和许可的含义，集会、、的申请许可程序、举行程序以及法律责任都作出规定。根据这部法律的规定，公民行使集会、、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予以保障。同时，公民在行使集体会、、的权利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部法律还规定，集会、、应当和平地进行，不得携带武器、管制刀具和爆炸物，不得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使用暴力。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是人类特有的受有神论支配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相信和崇拜超人的力量，如信神、信佛等。支撑宗教的观念是灵魂不灭论、神创论、天堂地狱论、善恶报应论等四大观念。宗教信仰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内心的信仰，包括对超人间力量的信仰和对宗教的特殊感情；二是宗教行为，包括做礼拜、祷告以及参加宗教仪式等；三是宗教结社，主要包括设立宗教团体和进行宗教团体活动等。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规定是，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本条规定是对前几部宪法相关规定的总结修改而来的。这个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删去了前两部宪法中“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的内容，因为只要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就包含了公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的内容。二是删去了有关“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内容，因为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已经包含了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三是增加一款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因为在修改宪法时，有的意见认为，1954年宪法的规定易给人造成误解，即公民不信仰宗教是自由的，但由外在力量强制公民信仰宗教也是自由的。因此，宪法在本条专门以另款明确规定了不得强制信仰宗教或者强制不信仰宗教的两个方面。四是增加规定第3款和第4款，即：“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增加规定第3款，主要是因为社会上有一些人利用宗教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损害公民健康，损害正常的教育制度，甚至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增加第4款，主要目的是防止一些外国的宗教团体插手中国的宗教活动，干涉国内的宗教事务。外国的宗教团体和我国的宗教团体可以进行友好往来，但是不得干涉我国宗教的内部事务。

  这样，根据本条的规定，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以下含义：（1）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2）公民有信一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另一种宗教的自由；（3）公民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自由；（4）在同一宗教里公民有信这一教派的自由，也有信那一教派的自由；（5）公民有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也有不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

  我国的宗教政策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宗教自由不得强制。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使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或者其他手段，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思想感情、经济待遇以及其他方式，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二，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活动是有信仰、有组织、有秩序的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是指宗教群众在宗教职业人员的组织下，按照宗教教义所进行的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国家保护。但是，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第三，宗教独立自主。我国的宗教事业不与外国宗教发生组织上的隶属、经济上的依赖和其他形式的依附关系，不允许外国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也不允许外国的宗教势力或者其他政治势力，对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进行干预和支配。

  理解本条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还必须要格外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关于宗教和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根据本条的规定，宗教和教育的关系是，宗教活动不得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宗教团体可以自己举办宗教学校，但是，宗教学校不得干预国家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而政治和宗教的关系问题比较复杂，欧洲中世纪宗教改革运行中曾经提出政教分离的政治口号。而我国不存在政教不分的情况，不必提倡政教分离的口号。在实践中，我国的宗教经常从事爱国活动，本身就有政治意义。许多宗教界人士还是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或者政协会议的组成人员，他们按照法律规定参与行使国家权力，参政议政。所以，所谓政教分离的口号不适合我国。二是宗教和封建迷信活动问题。封建迷信是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有的社会消极现象，与宗教活动有很大区别，不属于宪法保护的范围。但由于封建迷信活动的情况比较复杂，界限不好区分，而且逐步取消封建迷信主要应当从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着手，单纯依靠法律予以取缔和禁止，有实际困难，所以宪法没有对封建迷信活动作出禁止性规定。但宪法不禁止迷信活动，并不意味着迷信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刑法的有关法律法规，利用封建迷信活动实施犯罪行为的要负刑事责任。三是宗教和问题。活动不属于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属于本条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范围。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以反人类、反社会、反国家、为宗旨，前几年由操纵的在我国一些地区盛行的所谓，就是典型的。对于，国家应当坚决予以取缔，并对利用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了关于惩治问题的决定。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人身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和自由，是公民行使其他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人身自由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乃至奴役关系的斗争中确立起来的。最早确立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是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它规定任何自由民除经其本地贵族之合法判决，或经本国法律之判决外，不得加以逮捕、监禁或将其流放，或者加以伤害。美国宪法则成为保护人身自由方面的集大成者。从各国宪法的规定来看，对人身自由的保护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禁止人身奴役。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就规定：“任何人都不应处于奴役之中。必须废除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二是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我国宪法关于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核心，就是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人身自由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人身自由仅指人的身体自由。广义的人身自由除了身体自由之外，还包括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迁徙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本条规定的人身自由是狭义的人身自由，又称身体自由，是指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的逮捕、拘禁、搜查以及不得非法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的人格权不受侵犯、住宅权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广义上的人身自由内容，宪法在本条以后作出了分别规定。宪法和法律确认并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对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实行依法治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人身自由的问题，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1975年宪法的规定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1978年宪法的规定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鉴于的沉痛教训，为了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在1982年宪法修改前，国家分别修改和制定了《逮捕拘留条例》、《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对公安司法机关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条件和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1982年宪法继续确认了前几部宪法有关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并将此前制定的一系列法律中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原则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本条规定基本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规定，同时，与前几部宪法相比，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规定：一是进一步明确了逮捕公民时公、检、法三机关的互相制约程序，增加规定，在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后，逮捕的执行权属于公安机关。二是取消了1975年宪法中公安机关有权批准逮捕公民的决定。三是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从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条文中分离出来，以单独条款予以规定。四是增加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一，对公民实施逮捕必须经过法定的机关和程序。所谓逮捕，是在刑事诉讼中，为保证侦查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经法定的机关批准或者决定并由专门机关执行，在一定期限内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逮捕也是刑事诉讼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的条件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的妇女，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方法。逮捕的主要程序是：（1）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即在刑事诉讼中，只有人民检察院才有权决定是否批准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自己侦查的案件，如果认为需要逮捕，它自己也可以决定逮捕；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或者对于自诉案件，如果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作出逮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只能由公安机关执行。（2）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3）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公民实施逮捕仅限于刑事诉讼的程序，即追究犯罪的程序。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刑事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

  第二，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和限制必须依法进行，即必须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本条的这一规定是总结了中动辄非法拘禁他人，公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深刻教训而作出的。除了逮捕以外，在刑事诉讼中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的处罚和强制措施，还包括依据刑法对犯罪分子判处徒刑，依据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传等强制措施。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对于破坏诉讼顺利进行者，司法机关还可以依法实施司法拘留。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公安机关还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以及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需要注意的是，本条规定的禁止“非法”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不仅是指必须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才能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是指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的条件和程序只能“法定”。这个“法定”指的是“法律规定”，即只有法律才能规定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条件和程序。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限，即只能制定法律，而且对这一专属立法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得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也不得授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对于禁止非法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本条还专门规定了非法拘禁的方式。实践中，非法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最常见方式就是非法拘禁。所谓非法拘禁，就是故意以非法拘留、禁闭、关押、隔离审查等方式强制公民身体，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对于非法拘禁的刑事责任，刑法第238条作出明确规定：非法拘禁他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第三，对公民身体的搜查，也必须经过法定的机关和程序。目前，刑事诉讼法已对搜查公民身体的条件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非依据法律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搜查公民的身体。根据这部法律的规定，对公民的身体进行搜查必须遵循下列程序：（1）只有为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才可以对可能隐藏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进行搜查。（2）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不用搜查证。（3）在搜查的时候，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4）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上注明。非法搜查公民身体，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245条的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此罪的，要从重处罚。

  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人格尊严受保护问题，前几部宪法没有作出规定。中，各种各样的批斗会、示众、大小字报铺天盖地，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残酷迫害，人格尊严根本得不到保障。1982年宪法总结这一历史教训，作出了保护公民人格尊严的规定。

  所谓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也就是指公民的人格权不受侵犯。人格权是法律上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的人的资格，也是做人的起码资格。人格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格权包括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等；狭义的人格权通常是指公民的名誉权。对于本条规定的公民人格权适宜做广义的理解。目前，我国的人格权法律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的规定，公民人格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婚姻自主权等。如《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99条规定：“公民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假冒、盗用。”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02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

  所谓“尊严”，是指人的自尊心不受伤害、个人价值不被贬低的权利。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志。

  所谓“侮辱”是指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低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用暴力等强制方法对他人进行侮辱；二是用言词或者书面方式当众或者公开对他人进行侮辱。“公然”是指在公开场合或者在其他使众多人知道的情况下对他人进行侮辱。

  所谓“诽谤”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无中生有，损害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

  所谓“诬告陷害”是指为对某一公民达到陷害目的，通过捏造虚假事实，以口头的、书面的、署名的或者匿名的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者单位作虚假告发的行为。

  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都是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行为，为宪法和法律所禁止。除了上述民法通则对这些侵权行为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外，我国刑法还分别规定了侮辱罪、诽谤罪和诬告，规定了实施这些侵权行为所应当承担的刑事法律责任。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前几部宪法都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本条总结中随意侵入公民住宅，实施抄家、揪斗等严重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教训，在保留前几部宪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住宅是指公民生活和居住的固定场所，也是公民个人财产的主要存放场所，是公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条件。西方国家，住宅被称为个人的城堡。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是各国保障人权的基本做法。住宅实际是公民人身自由的延伸，同时，与公民的财产权、休息权、隐私权以及人格尊严具有密切联系。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说明住宅与私生活、家庭和通信都有着密切联系。

  公民住宅的范围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私人住房，还包括固定的宿舍、旅馆、办公室等居住场所；不仅包括建筑结构内部的居住场所，还应当包括建筑结构外部的得以侵犯公民私生活的场所、器具等。比如，在房屋外部的某一部位安装或者监视器用以窃听或者窥视公民的私生活，就属于对公民住宅的侵犯。

  为保证公民的住宅权不受侵犯，本条明确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这包括以下含义：第一，对公民住宅的搜查和侵入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任何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对搜查或者侵入公民住宅的条件和程序作出规定。第二，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住宅，主要是对公共权力而言的。对公民的住宅进行搜查是一项重要的刑事侦查方法。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了对公民的住宅进行搜查的条件，即“为了搜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刑事诉讼法还分别规定了对公民的住宅进行搜查的程序，即：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在搜查的时候，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盖章。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述条件和程序，任何人、任何机关和组织都不得对公民的住宅进行搜查。第三，禁止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所谓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指非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未依据法律规定就擅自进入他人住宅，或者未经主人同意而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45条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作为犯罪予以规定，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罚。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通信自由是指公民通过书信、电话、电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自主地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自由。通信秘密是指公民与他人进行交往的信件、电话、电报、电子邮件等所涉及的内容，任何个人、任何组织或者单位都无权非法干预，无权偷看、隐匿、涂改、弃毁、扣押、没收、泄露或者窃听。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相互联系，不可分割，通常又称为秘密通讯的自由。只有通信自由权，通信秘密得不到保护，则通信自由权也不能实现。如果只有通信秘密权，而通